杨维桢

杨维桢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铁笛道人，晚年号抱遗老人，会稽（浙江绍兴）人。杨维桢以诗文、书法著称于世，与陆居仁、钱惟善二人并称为“元末三高士”。

元·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曾任天台县尹、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元代末期，农民起义爆发时，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府（今上海市松江区）筑园圃蓬台。

明·洪武二年（1369），受明太祖朱元璋之诏至京师，议订礼乐法典；事成后，即请归，朱元璋命百官于京都西门外设宴欢送；到家后，“易箦”（换了竹席），急撰《归全堂记》，掷笔而亡。因佩服其才德过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宋濂为他写了《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书法等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 在元代文坛独领风骚四十余年。其诗文清秀秀隽，别具一格，如“生为仲卿妇，死与仲卿齐。庐江同树鸟，不过别枝啼。”（《焦仲卿妻》）、“杨柳董家桥，鹅黄几万条。行人莫到此，春色易相撩。”（《杨柳词》）等，语句通俗清新，不失雅趣。

他长于古乐府诗，多述史事。其诗好用比兴手法，用词别出心裁，自成格调；所创《西湖竹枝词》，如“苏小门前花满株，苏公堤上女当垆。南官北使须到此，江南西湖天下无。”（《西湖竹枝歌》，一作“小临海曲”），语句通俗清新、易懂易解，故和者众多，据称和者达数百家，载于《西湖竹枝》者就有134人。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情景交融，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任运自在的个性，颇有“魏晋玄风”遗韵。杨维桢书法远师东汉·张芝、西晋·索靖，对索靖的章草笔法领悟颇深，他将晋唐楷法和汉隶、章草、今草笔法融为一体，故形成独有的奇崛圆拙、古朴天成的趣味。若论元代书法形态的奇崛大气、古朴雄健，杨维桢的作品当推第一。

杨维桢的行草书，其风格在元代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其章草笔法杂以汉隶和今草，成功与行草融为一体，开创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形成自家风貌。明代书法家吴宽评其作品说：“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斨，例载而归。廉夫书或似之。”正是指杨维桢作品中过人的豪迈雄强、形态怪异的风格。

他的字，率性而为，粗看杂乱无章，实则骨力雄健、汪洋恣肆，是功夫纯熟，又能率性而为才能做到的。杨维桢的行草书作品《城南唱和诗卷》，对章草笔意的运用达到了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的境界。

书画艺术，不是依样画瓢，不是技能模仿，而是有得于心、以意导之的，甚至关乎人品。所以，他曾说：“画品优劣，关乎人品之高下，无论侯王贵戚、轩冕才贤、山林道释、世胄女妇，苟有天质超凡人圣，可冠当代而名后世矣。”（《图绘宝鉴序》）又说：“书与画一耳。……书画之积习，虽有谱格，而神妙之品，出于天质，殆不可以谱格而得也。”所以，在他看来，书画“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图绘宝鉴·序》）这正是写意思维的精髓。

杨维桢为人宽厚，与人交往，坦诚相待。对出身贫贱而有才德的人，礼之如师；对无德之人，则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对。所谓“字如其人”，这种用笔豪放粗犷、气势激情奔放、笔势如刀斫斧劈的特色，正是基于杨维桢倔强的个性与深厚的学养，非常人所能及。

杨维桢曾经说过：“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上而言之，雅诗情纯，风诗情杂；下而言之，屈诗情骚，陶诗情靖。李诗情逸，杜诗情厚，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郯韶诗序》）艺术最根本的一个特点是抒写情感，崇尚天然，这一点上诗歌与书法艺术也是相通的。

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狂放，雄健有力，显示大气磅礴的态势。传世书迹有《城南唱和诗卷》、《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卷》、《草书七绝诗轴》、《晚节堂诗札》、《张中桃花幽鸟题跋》、《周上卿墓志铭》、《张氏通波阡表卷》、《沈生乐府序》等流传后世；其中《城南唱和诗卷》被国家文物局定为54件国宝级作品之一；而他的《行书赠装潢萧生显序》于2010年6月6日更是以高达人民币7392万元成交，可见世人对其艺术成就的认可。

另，著作有《春秋合题著说》3卷，《史义拾遗》2卷，《东维子文集》31卷，《铁崖先生古乐府》10卷，《复古诗集》6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