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右派”？三中全会后始终未被平反的96人

右派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92年的国民公会上，代表激进势力的雅各宾派议员坐在左侧，而代表贵族阶级保守势力的吉伦特派坐在右侧，这是“左派”和“右派”最初在政治意义上的划分。后来，立法会将支持旧制度的君主制、坐在右侧的人称为右派。

右派在我国的历史起源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对党的工作提出了意见。

随后，中共中央发起了反右派斗争，将一些被认为反对领导的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等划为“右派分子”。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斗争。但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共55万余人，导致他们长期受到委屈、压制和不幸。

从1959年到1964年，全国曾先后分五批为30余万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但此后，这项工作陷于停滞。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

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4月5日，党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提交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9月17日，党中央又批转同意了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这些决策推动了“右派摘帽”工作的全面展开。

总之，“右派摘帽 ”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为纠正过去错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宛如一道划破历史阴霾的曙光，为诸多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们带来了希望与转机。

在那之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55万人迎来了全部摘帽的时刻，这本是一件拨乱反正、彰显公平正义回归的大好事，然而，其中却有96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中央五大右派：

1. 章伯钧：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与政协副主席的显赫人物，同时兼任交通部部长及农工民主党领袖，章伯钧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观点，主张政治体系应设立类似“设计院”的机构，以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为基石。这一见解却不幸成为他被划为右派的导火索。反右运动后，他的众多社会职务被剥夺，仅余全国政协委员一职。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全家备受迫害，最终于1969年在北京逝世。

2. 罗隆基：罗隆基不仅是全国政协的常委，还担任着中央森林工业部的部长及民盟的副主席。在一次发言中，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即成立一个由全国人大和政协共同组成的委员会。然而，这一提议却意外地让他成为了中国右派分子的“三大反动理论”之一。尽管饱受争议，他仍坚守自己的信念，直至1965年因心脏病突发离世。

3. 彭文应：作为民盟的中央委员和上海市政协的常委，彭文应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学习苏联和美国的不同看法，认为两者都有其优缺点。这一观点让他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生活也陷入了困境。最终，他于1962年因心包炎败血症不幸病逝。

4. 储安平：储安平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因在一次讲话中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了一些建议而陷入了困境。他的言论被解读为对党群关系的不满以及“党天下”思想的批判，从而被划为右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再次受到冲击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5. 陈仁炳：作为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陈仁炳因对整风方法的不同意见而遭受了主席的点名批评。他是这五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中唯一一位在生前未能看到自己平反的人。这一遗憾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灵打击，直至1990年他在上海去世。

这96人的特殊情况显得有些突兀。为何在大的平反浪潮中，他们会被“区别对待”呢？

这背后其实有着多方面的考量。首先，当时对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工作秉持着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原则。绝大多数被错划的右派确实是在当时极“左”思潮下的无辜受害者，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本不应被上纲上线地判定为“右派”行径。但这96人，或许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其言论或行为确实存在一些与当时的政策导向、社会稳定等方面相悖的因素，虽然历经岁月变迁，但这些情况经过复查依然被认为存在一定的“问题”性质。

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的社会正处于百废待兴、亟待拨乱反正的关键阶段。

一方面要尽快纠正大量的冤假错案，让社会的活力得以释放，让广大知识分子等群体能够安心投身建设；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边界相对模糊但又确实存在一定争议的情况，也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进行“一刀切”式的改正。这96人的处理结果，正是在这种既要大力纠错又要慎重对待特殊情况的复杂背景下产生的。

对于这96人而言，“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决定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后续的人生。虽然摘掉了那顶沉重的“右派帽子”，让他们在名分上不再背负那样的污名，但原案的维持又仿佛在他们的人生履历上留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痕迹。他们或许依然会感受到来自周围异样的目光，在一些社会活动和自身发展机会上可能依然会受到限制。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讲，这一特殊情况也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平反纠错工作总体上是伟大而成功的，它让中国社会从沉重的历史包袱中解脱出来，轻装上阵迈向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但这96人的存在也提醒着我们，历史的每一个决策、每一个事件背后都有着诸多的细节和考量，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如今的眼光去全盘否定或者忽视当时的某些处理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我们再回头审视这一事件，更多的应该是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要明白在任何时代，对待各类问题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纠错平反的过程中既要果断迅速地还大多数人以公道，又要对一些特殊复杂的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慎重处理。同时，这也让我们更加珍视如今来之不易的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的环境，明白历史的曲折发展才换来今天的美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