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三人被撤销战犯身份，他们是谁？结局如何？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本是由一所叫做功德林的庙宇改建而来，于1915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完成全部改造，其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占地近百亩可容纳千人以上。

新中国成立之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被公安部接管并得到了重整，用以关押和改造国军战犯，被关押者包括杜聿明、宋希濂、廖耀湘……等一系列国民政府大员。

然而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却有三人被撤销战犯身份，他们是谁？结局如何？

一、沈醉

沈醉乃是大名鼎鼎的军统特务高官，他在军统当中的地位仅次于戴笠与毛人凤，而联系军统特务的斑斑劣迹，不难窥见沈醉昔日里所留下的种种。

沈醉其人精明能干身手敏捷，与此同时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武艺高超，平时他总是拄着一根拐杖用以防身，若是遇上劫道七八个人也能应付下来，甚至于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依旧还能用手捏碎核桃。

正因如此沈醉深得戴笠的器重，自18岁投身军统前身的复兴社，到后来28岁成为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与此同时更是军统“四大金刚”之一、戴笠在军统当中的“三剑客”之一，通过这些足以窥见沈醉的能力。

沈醉

除此之外他还有另一个特点为人们所熟知，在国民政府内部高度腐败的状况下，他作为国民党高层几乎没有打牌、抽烟、喝酒、贪污受贿等等恶习，唯一的兴趣便是素来喜好诗词，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官场实在少见。

基于沈醉深受戴笠的器重以及军统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戴笠死后沈醉无可避免地卷入到了军统内部的权力之争，由此也就导致沈醉被毛人凤发配到了云南，出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毛人凤

1949年12月9日云南爆发卢汉起义，作为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被扣押软禁，待到云南解放后被转移至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战犯管理所，后又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1960年11月28日，由于沈醉在改造期间表现良好积极，被作为第二批特赦人员释放，值得一提的是沈醉乃是前两批特赦人员当中唯一的军统要员。

然而当时间辗转来到1980年，沈醉却被撤销了战犯身份，其间反转又是因何而起？

同样也在于上述卢汉起义。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形势一片大好，国民政府的摇摇欲坠也明眼可见，洞悉这一时局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开始加紧与我党方面的联系，希望另谋出路。

正因如此国民政府方面下达命令，要求沈醉除去卢汉身边的杨杰、陈复光等人，甚至在必要的时候除掉卢汉。

然而对于这一命令沈醉选择了拖延，甚至暗中帮助杨杰脱身，只因他也看清了形势，一定程度上开始考虑此后的事情。

此后随着局势的发展，重庆得到解放、四川解放在即，作为云南省主席的卢汉通电起义，与此同时软禁了从台湾而来的说客张群以及沈醉等留在昆明的国民政府军政两界人员。

被软禁期间，早已有心谋求出路的沈醉选择协助卢汉发动起义，不仅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字，更发表了一份起义广播。

然而虽参加到了起义当中，但卢汉因私情擅自释放了张群，恐无法向我军交代，因而将沈醉等人交给了解放军。

正因如此，当1980年关于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得到重新归纳整理之后，沈醉参与到云南卢汉起义当中一事方才被发掘，由此方才摆脱了战犯的身份。

卢汉

而关于沈醉的结局，昔年间他被特赦之后，历经三个月的参观学习，一年的农村劳动之后，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委员。

然而后来沈醉再度入狱，直到在周总理的要求下被二次释放。

正因如此沈醉以及诸多国民党战犯对于周总理的再造之恩可谓感激涕零。

而随着沈醉参与卢汉起义之时得到证实，中央有关部门经过审定之后，将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于此后沈醉连续在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担任委员。

值得一提的是，后半生当中的沈醉通过笔墨铸就《我的特务生涯》《军统内幕》《沈醉回忆录》等诸多作品，以个人所见所闻的角度，力图真实的披露昔年间国民政府的斑斑劣迹。

1996年3月18日，享年82岁的沈醉因病于北京逝世，骨灰被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二、杜建时

杜建时乃是天津武清人，其自幼天资聪颖因而好读诗书，在家人的培养下五六岁便能够背诗百余首，在当时的环境下殊为难得，在诸多人眼中杜建时的未来很大概率会成为一名学者，而最开始他的人生轨迹也的确如此。

十七岁时杜建时考入了北京大学政法预科班，然而由于他喜欢杜甫、杜牧的诗，并深受其中精神感召而心志高远。

面对彼时列强瓜分中国的现状，在两年预科期满后杜建时毅然决然地弃笔从戎，离开北大考进了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并于此后跻身东北军当中。

此后随着张作霖去世张学良继任，南京国民政府劝其“易帜”的过程当中，杜建时与一批中下级军官选择支持张学良“易帜”。

因而当此后国民政府以是否支持“易帜”作为收罗东北军的尺度之时，杜建时依旧留有在国军当中攀爬的阶梯。

此后的杜建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讲武堂被迫解散之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民政府位于南京的陆军大学，三年后复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取前往美国军事学院留学的名额。

1939年，33岁的杜建时留学归来投身于抗日大潮当中，并在抗日战争过程之中立下赫赫功绩，实现了此前报效国家的宏图大志。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杜建时被安排到了平津任职，直到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杜建时被俘沦为战犯。

1963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之中接受改造的杜建时得到了特赦，并于此后出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专员。

1978年后，杜建时更陆续当选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委员会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一系列职务。

而当时间辗转来到1982年，最高人民法院经由审定后，撤销了杜建时战犯的身份，而作出这一决定的依据便在于杜建时当年在天津的所作所为。

杜建时

昔年间平津被包围之际，杜建时的三位同学乘坐专机抵达并带来了国民政府的相关命令，要求他们带领中央军从海上撤退。

得到这一消息之后，杜建时尚未作出决定之际东北方面复又溃逃而来十万余国军，他担心一旦自己离去，这十万败军在天津肆无忌惮的糟蹋百姓，必然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以至民不聊生。

为此他坚持让三位同学先行离去，自己留下来稳控局面。

此后国民政府复又派出飞机接杜建时离去，然而苦等三天之后依旧被杜建时谢绝，只因天津各界苦求他不可撇下天津离去。

因而作为一个天津人，为了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杜建时坚定地留了下来，并在考虑到我党的政策之后，主动决定予以配合，在城破之前将城内所有财产登记造册，并在解放军进城后主动上交。

正因如此，随着杜建时在天津解放过程当中的功绩得到证实，1982年最高法院撤销了他的战犯身份。

此后的杜建时将生命的余力，用以推动香港回归以及家乡建设等多方面之中，为了祖国整体发展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1989年11月7日，83岁的杜建时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前更留下了“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的遗嘱。

三、林伟涛

林伟涛于1905年在广东省台山市水步镇大岭乡兴隆村诞生，乃是黄埔军校出身的著名将领之一。

从在本村私塾之中读书，到在校长的鼓励之下考入台山县立师范学校，复又成为了一名教师，这一期间没有人能够将林伟涛这个名字与将领相联系，直到1925年7月他考入黄埔军校，人生亦由此发生了转折。

进入黄埔军校历经磨砺与培训，林伟涛在毕业前后便投身到了国民革命军之中，参与了北伐战争。

此后的他在战火之中辗转，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立下诸多功劳。

1947年林伟涛受命出任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天津警备司令等职务，下辖一五一师、一五七师及七十六师，归华北“剿总”傅作义指挥。

在解放战争的过程当中，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因而四处辗转后，当解放军剑锋直指天津之时，奉命率六十二军调往天津，兼任天津防守副司令。

此后随着天津解放，林伟涛被俘成为了战俘，并于此后被送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直到1961年冬季被列入政府第三批特赦名单当中，得到释放恢复自由。

林伟涛在获得释放之后回到了广东，在中央统战部的安排之下成为广东省政协文史专员，并于1976年受广东政协邀请成为特邀委员、1978年至80年出任第四、第五届广东政协常委。

1980年冬，林伟涛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申请得到批准，前往加拿大定居与家人相聚，此后于1998年在加拿大去世，享年93岁。

林伟涛的战犯身份在1986年得到了撤销，这一结果是林伟涛积极争取，而国家对此重新核定之后的结果。

林伟涛向有关部门提出，1949年解放军总攻天津之时，林伟涛在接到上级立即停止抵抗的命令之后，便传令天津守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所以不应以战犯身份处理。

正因如此在有关部门将他的意见传达给最高人民法院，经由审核查处之后宣布，撤销林伟涛战犯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