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除三害：其实是士族子弟在出仕前的汇报演出，平民只配喊666

周处除三害：其实是士族子弟在出仕前的汇报演出，平民只配喊666

在东吴的历史里，周处的故事总被当作一个“浪子回头”的经典励志案例流传：少年桀骜不驯，横行乡里，最后却杀虎屠蛟，除掉“三害”，一举成为官场新星。但你知道吗？这看起来热血、励志的故事，其实更像是一场“出仕前的官二代汇报演出”。周处的“浪子”身份也许只是个包装，他的“回头”不过是士族阶层的又一次成功炒作。

周处的少年时期在江东一带可谓恶名昭著。他仗着家世背景和个人武力，飞鹰走马、骚扰乡里，老百姓直呼“这是祸害”。当时，乡里流传“三害”之说：猛虎、蛟龙、周处。前两者自然是实实在在的猛兽，而周处则成了唯一一个“活着的灾害”。可以想象，当时的百姓多么希望能摆脱这三害的折磨。

后来，周处听说自己被列为“三害”之一，心生羞愧，于是决定洗心革面。他上山杀虎，下水搏蛟，耗费数日终于成功“除害”。这事儿做完，他又跑去找乡里的父老，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了。结果，这一番操作不仅让周处成为了地方名人，还为他打开了仕途之门。从“浪子”到“栋梁”，周处的转变看似顺理成章，但隐藏在背后的故事却并不简单。

1. 从“浪子”到“英雄”，真的只靠努力？

周处的转变之所以能迅速被接受，首先离不开他的家世背景。他的父亲周鲂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士族出身，曾任鄱阳太守。鄱阳郡当时是江东的重镇，太守不仅是地方行政长官，还握有兵权，属于一方豪强。而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士族阶层几乎垄断了官场资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是当时的铁律。

换句话说，周处从一出生就注定了比普通平民有更多机会。他少年时的胡作非为，之所以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被宽容，正是因为他的“士族子弟”身份。一个普通百姓若敢这样横行乡里，恐怕早就被官府抓去充军了。但周处却能继续耀武扬威，甚至在幡然悔悟之后，顺利步入仕途。这背后，是江东士族对权力的稳固控制。

2. “杀虎屠蛟”，是奇迹还是人设？

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听起来惊心动魄：他先是独自刺杀猛虎，又在水中与蛟龙搏斗几十里，最终双双斩杀。这其中的细节却经不起推敲。那只“白额猛虎”，按现代生物学推算，可能体重超过500斤。冷兵器时代，一个人单枪匹马去杀老虎，可能性微乎其微。至于所谓的“蛟龙”，更是一种神话生物。即使退一步讲，它是某种凶猛的水中生物，比如鳄鱼，一个人能在水中与之搏斗几十里并取胜，也未免太过传奇。

这些细节更像是事后加工的民间故事。周处的真实贡献或许是铲除了地方的一些实际威胁，但被包装成了“屠龙”的英雄事迹。这种包装，既提升了他的个人形象，也为江东士族树立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正面典型。

3. “东观左丞”，仕途开局有多重要？

更值得注意的是，周处的仕途起点并不低。他的第一个官职是“东观左丞”，相当于负责修史和文献整理的核心职位。东观被认为是东吴的“翰林院”，能进入这个机构本身就是一种身份象征。而周处这一开局，显然不是靠简单的努力就能获得的。

当时的官员选拔主要依靠察举制，也就是由地方世家大族推荐孝廉之才。推荐人往往会优先选择自己家族或朋友圈中的子弟。周处作为士族子弟，从“浪子”到“栋梁”的转变，正是这种推荐体制的产物。换句话说，他的“浪子”故事不过是进入官场前的一场“汇报演出”。

4. 江东士族的政治逻辑

周处的故事，放在整个东吴的政治背景下，更能看清其中的逻辑。东吴政权自孙策起家以来，一直依赖江东士族的支持。以“吴郡四姓”（陆、顾、朱、张）为代表的士族掌控了东吴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孙权虽然是东吴的名义统治者，但在实际权力分配上，士族占据了绝对优势。

周处所在的“吴郡阳羡周氏”虽然比不上“吴郡四姓”，但也是江东士族的中坚力量。周处的出仕既是家族势力的延续，也是整个士族阶层维护利益的一环。士族需要通过周处这样的人物来证明“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可能性，从而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

5. 东吴灭亡后，为什么他还能混得好？

东吴灭亡后，周处转投西晋，并官至御史中丞，相当于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位高权重。这种“门庭转换”的丝滑操作，背后依然是士族势力的支撑。西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进一步强化了士族的权力，低、中、高三级官员的任免几乎都由士族主导。

周处能在西晋依然平步青云，说明他不仅有家族背景，更深谙士族政治的游戏规则。他的“除三害”故事，也许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士族集团的一次精心策划。

周处的故事，表面上是“浪子回头”，实际上却是一场士族政治的成功炒作。他的“回头”并非个人救赎，而是家族和阶层的集体意志。有人说，东吴的士族政治是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轮回游戏，而周处，不过是这场游戏中的一颗棋子。至于普通百姓，在这样的故事里，永远只能当看客，还得喊上一句“666”。